作为社会传播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上。9月27日，瑞士《快报》（L’Express）网站发表的文章《被收买的记者——乌多·乌尔夫科特谈媒体腐败与操纵》称，曾经有10余年媒体从业经历的乌多·乌尔夫科特在新书《被收买的记者》中爆料，德国媒体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一部分记者被金融等机构收买，有的还得到过上级准许。针对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媒体自律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外学者。
媒体界近年“失范现象”频频
通过个人的从业经历以及所获得的证据，乌尔夫科特指出了德国媒体界近几年的一些“失范现象”。乌尔夫科特在书中公开承认曾经“被买通”。如今，这让他引以为耻。他表示，很多著名的德国记者都加入到权钱交易中，在媒体机构享受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即使所谓的“有信誉的媒体”也被人用大量金钱、昂贵礼品等收买。《快报》认为，“这是一本让所有还相信媒体是干净和独立的人感到震惊的揭露性书籍，这也是一个禁忌话题，因为太多的人在这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中获‘益’。”
2013年，德国一家非政府组织调研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德国媒体腐败指数从2004年的3.1上升到2013年的3.6，这意味着德国媒体行业首次在腐败排行榜上超过了得到3.4分的公共行政和议会。报道称，腐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对德国1000名民众进行问卷调查，评判在他们心目中各行业的腐败程度。而在这组数据中，政党的腐败指数达到（3.8），紧随其后的是私营经济（3.7）。
商业化体制弊端导致新闻丑闻
“联系近年国内外新闻界丑闻，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问题，说到底是商业化媒介体制的弊端所致。此外，当媒介管制、媒体自律等不能很好地规范这些矛盾的时候，这类丑闻便会此消彼长。”张艳秋说。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教授李文明在分析“传媒商业化倾向”的成因时说，传媒商业化倾向所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使媒体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弊端；其二，使公民所托付的采访权、编辑权和报道权不能有效实现；其三，使传媒管理者对媒体的监督管理易于出现失控情形。而形成传媒商业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可归结为，产权关系不明晰、媒体定位不清晰和缺乏对媒体的有效监督。
商业化媒介体制滋生了腐败的温床，为一些机构或个人提供了贿赂媒体人的可乘之机。曾在德国留学的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认为腐败可以包括那些运用金钱通过犯罪或至少是非法的手段达到私人目的的方式，因为它们诱惑负有公共职责的人违背职责，滥用职权。对此，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文化与科技中心教授皮塔·沃尔夫冈（Pyta Wolfgang）认为，“商业化的媒介体制一天不改变，媒体腐败就不可能彻底消除。”
新闻伦理道德教育应从学校抓起
倡导新闻伦理教育，是培育一名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既是一种新的现象，也是一种迟到的回归。近几年，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导致媒体人才需求缺口不断扩大，也带动了高校创办新闻专业的热情。但由于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原因，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针对近年来各国新闻界频频发生的丑闻事件，我国学者呼吁，与新闻传播相关的传媒机构和个人应引以为戒，加强自律与规范。特别是新闻伦理道德的教育，应从学校抓起。张艳秋说，“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教育缺乏媒介道德与伦理的内容，新闻工作者往往会缺乏职业精神，在媒体的过分市场化倒逼市场化的媒体的时候，必然会有铤而走险的分子出现。
记者了解到，在传媒业发达的一些国家，新闻伦理道德教育向来都备受重视。作为传媒业相对发达的英国，在新闻伦理道德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目前，英国报业自律主要通过报刊投诉委员会（简称PCC）和全国记者联盟（简称NUJ）的道德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两个委员会在英国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机构。全国记者联盟的道德委员会主要负责记者的教育培训工作。报刊投诉委员会对于报业的影响很大，是独立的机构，负责处理公众对报纸和杂志编辑内容的投诉，发挥着最主要的报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报刊投诉委员会主要通过“行为规约”来对报业进行监督，其规约曾于20世纪末经过重大修改，也一度被称为“欧洲最严厉的传媒准则”。目前实行的规约一共由16个部分组成。从准则的具体条款来看，近些年，这一规约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限制了媒介借“公众利益”滥用权力的可能、强调了照片的拍摄和使用限制，其中，尤其强调了“禁止在新闻信息获取中的有偿行为”。(侯丽)
